建立全国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制度、歧视、垄断等造成的市场分割，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流动障碍，使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更加优化，供给与需求更加匹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就业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双方匹配形成的均衡的结果，是劳动力进入生产的过程，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也是家庭获取收入的手段，是最基本的民生。就业状况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需要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通过点面结合的政策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
　　就业吸纳能力的扩大根源于企业等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提高社会吸纳就业能力的根本，因此就业优先政策的关键发力点就是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构建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良性循环，构建就业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健全和完善营商环境，创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在互补中发展，在协调中并进的制度环境，通过激发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营主体活力创造更多的就业。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具有地位重要、聚集和整合资源能力强、涉及的产业链长、社会影响大等特点。应该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充分利用其地位、影响、资源和产业链更好地发挥就业带动作用，把就业带动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就业岗位，是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需求者，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非公有制经济主要组成部分，吸纳了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是就业最主要的创造者，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提高就业创造和吸纳能力至关重要。
　　在政策体系中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完善就业优先导向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形成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的体制机制。
　　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时，应适度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等有显著带动就业的产业和市场主体倾斜，通过财政、金融、岗位补贴等政策组合工具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在产业政策中，要重视产业发展、经济转型和升级对就业容量的提高和就业质量的提升，把就业发展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维度。在区域发展中充分发挥大城市和经济带的就业创造功能，通过经济发展和岗位创造引导劳动力流动，使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分布协调匹配。重视服务行业的发展，服务行业不仅具有较强的吸纳就业的能力，还是孕育新业态的孵化器。具体而言，目前发展服务行业的方向应该有三个，一是发展婴幼儿的养育服务，二是发展老龄人口的养老服务，三是发展与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相关联的技术服务行业。建立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就业影响评估体制机制，增强国家重大投资和重大项目的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效应。
　　健全完善点面相结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
　　就业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劳动力市场政策既是经济政策，也是民生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两个关键点：一是岗位创造，增加劳动力禀赋转化为收入的机会，同时激发企业和劳动者活力；二是关注劳动所得的多少和稳定性，增加劳动者所得，平滑收入波动，提高劳动者的民生福祉。
　　在面上，除了传统就业政策外，要有针对性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变化进行政策完善与创新，其中新经济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是三个重要领域。
　　新就业形态是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之一，就业模式平台化、灵活化、劳动关系不明确是新就业群体的重要特点。要顺应新业态和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使基本养老保险等制度对新就业群体更加友好，探索与劳动关系脱钩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权益保护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平台企业发挥作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形成新业态企业和新就业群体双赢局面，造就有利于新业态整体健康发展的环境。
　　我国进入中度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4%，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6岁，应该构建与中度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劳动保护、就业促进、技能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通过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就业。
　　为此，我国在积极应对、参与和引领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同时，应重视其对就业的冲击和收入分配问题，采取措施减轻对劳动者福利的负面冲击。在人工智能专委会中增加劳动经济学家，加强人工智能对就业与收入影响的深入研究，推动教育更加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要求、推进教育资源公平化和终身学习，为经济创新、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红利，以确保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获得人才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正在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针对此次技术革命的体系，需要进行多维度的应对。一要推动教育内容和方式更加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要求，无论是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技术知识，还是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劳动者素质，都应当是今天教育的重点。二要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采取政策和措施促进非常规性工作岗位的增加，稳步提高非常规操作性工作和非常规知识性工作的占比。三要完善相关财税社保政策，要平衡人工智能发展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冲击差异；与数字经济发展、要素组织形式变革、要素分配方式变化相适应，研究探索数字税、机器人税等税种。
　　在点上，要精准施策，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一是进一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融入工作地。二是建立健全青年就业服务体系，帮助青年群体顺利完成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帮助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少年顺利找到第一份工作。通过就业服务、公益岗位等方式，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潜力，创造使低收入群体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机会。同时，强化和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兜底功能。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
　　多维度提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就业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在均衡状态的反映，提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十分关键。我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都存在差异，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劳动技能等也各不相同。建立全国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制度、歧视、垄断等造成的市场分割，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流动障碍，使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更加优化，供给与需求更加匹配。
　　通过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改革完善，使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0.2%，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其就业必然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在专业设置、培养方案上要更多考虑市场需要，通过加强实习实训环节，建立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等，提高学生技能与市场的匹配度。通过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形成劳动力劳动技能更新升级的制度，使劳动者的技能形成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相匹配。
　　鼓励网络招聘平台和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网络招聘平台日趋重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迅速。通过PPP、政府采购等形式促进网络招聘和求职平台的健康发展，可以突破线下招聘实体空间的限制，扩大匹配空间，通过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可以更好地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精准化的服务，有利于劳动力和企业的匹配，减少摩擦性失业。
　　（《中国经济时报》2024-09-11，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 赵忠）